那么对于定都北方的大一统王朝来说,怎么确保南方不闹独立呢,或者说无法闹独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个手段,海贸意味着巨额的金钱,有组织的团体,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还有与海外势力的频繁接触,一旦有变,都会导致帝国市区失去最大的钱袋子,进而导致整个帝国的覆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海商集团从海外拉几千雇佣兵,本地水手发放武器有个两万人,乘大船入长江,分兵两路截断漕运,围攻南京,会有啥后果。
都知道大明北方就指着漕运吃饭,在南方的军队又基本是渣渣,古代军队机动性又慢,从北方调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过来,黄花菜都凉了。
“八处,八处通商口岸就这么说定了九百万两纹银,五日内交给内帑。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和李公公商量吧。”魏忠贤说罢笑着拂袖而去,不想再和韦宝磨嘴皮子了。
魏忠贤和韦宝两个人之前的不愉快,似乎也在魏忠贤的笑容中淡化了。
韦宝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一下子控制了八处港口,非常牛叉了,这就等于一下子给宝军弄了八个根据地。
而且,有海港的省份,等于有了天地会的强大势力。
水师虽然不如步军那么管用,对陆地的威慑力那么的大,但毕竟也是军队啊。
李永贞笑着拍了拍韦宝的肩膀“韦爵爷,很可以了八处通商口岸,这得是多少银子啊别说三十年,你三年就能回本九千岁对你够可以的了。”
“李公公,要不然你去包这个买卖吧,我看你三年怎么回本大明一个通商口岸的时候,一年的税银不超过五万两,八个也才四十万两上下,十年不也才四百万两银子不。”韦宝苦着脸道。
李永贞呵呵一笑“那是明面上的,台面底下,可绝对不止这么点银子,更何况被你韦爵爷一家垄断了之后,以后大明各地的士绅大户,再想囤积居奇,得先问过你韦爵爷可能三年回本有点夸大其词了,但你绝对不用十年回本。”
“李公公啊,能十五年回本,我都高兴的很了,最关键,我一次性要拿出九百万两纹银,我上哪儿拿出来啊还有,官场上的事情谁说的清楚银子我拿出来了,过不了几天,把我海防总督衙门拿走,过河拆桥,我找谁去啊。”
李永贞被韦宝气的发笑了,韦宝还真的是奸商嘴脸,“韦爵爷,你在开玩笑吧你这是和九千岁说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出尔反尔。而且,陛下收了你的银子,下了圣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若是反悔,陛下不等于失去了信用吗你觉得可能吗你真的当是农户做买卖啊,想到一出是一出。”
“李公公,我可没有这么说。咱不说那些事了,回头我整理好开放哪些通商口岸,把名单给你吧。现在最关键我弄不来那么多银子,九百万两银子啊,等于大明一年多的赋税银子了。”韦宝再度大吐苦水。
韦宝知道一旦定下来,皇家是不会反悔的,最关键过两年,魏忠贤和朱由校都得挂,到时候自己定下来的新政还能不能继续,就真的不好说了。
“那是爵爷自己的事情,我就是个办事的老奴,别的也管不了啊。”李永贞道。
韦宝知道和李永贞说再多也没用,闲聊几句,拱了拱手道别。
九百万两纹银虽然很多,但是对于韦宝来说不算什么,天地会的翅膀已经硬了。
韦宝现在要做的是,与英国公张维贤商量一下,听听自己老丈人的意见。
其实韦宝对于张维贤的意见并不看重,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不告诉张维贤一声不好,张维贤肯定会生气。
张维贤这个人,在韦宝看来还是很平庸的,就是一般性的贵族。
张维贤之所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宫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张维贤的能力有多强。
因为英国公府世代都与皇家关系很亲近,世世代代下来,英国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然而,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
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个手段,海贸意味着巨额的金钱,有组织的团体,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还有与海外势力的频繁接触,一旦有变,都会导致帝国市区失去最大的钱袋子,进而导致整个帝国的覆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海商集团从海外拉几千雇佣兵,本地水手发放武器有个两万人,乘大船入长江,分兵两路截断漕运,围攻南京,会有啥后果。
都知道大明北方就指着漕运吃饭,在南方的军队又基本是渣渣,古代军队机动性又慢,从北方调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过来,黄花菜都凉了。
“八处,八处通商口岸就这么说定了九百万两纹银,五日内交给内帑。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和李公公商量吧。”魏忠贤说罢笑着拂袖而去,不想再和韦宝磨嘴皮子了。
魏忠贤和韦宝两个人之前的不愉快,似乎也在魏忠贤的笑容中淡化了。
韦宝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一下子控制了八处港口,非常牛叉了,这就等于一下子给宝军弄了八个根据地。
而且,有海港的省份,等于有了天地会的强大势力。
水师虽然不如步军那么管用,对陆地的威慑力那么的大,但毕竟也是军队啊。
李永贞笑着拍了拍韦宝的肩膀“韦爵爷,很可以了八处通商口岸,这得是多少银子啊别说三十年,你三年就能回本九千岁对你够可以的了。”
“李公公,要不然你去包这个买卖吧,我看你三年怎么回本大明一个通商口岸的时候,一年的税银不超过五万两,八个也才四十万两上下,十年不也才四百万两银子不。”韦宝苦着脸道。
李永贞呵呵一笑“那是明面上的,台面底下,可绝对不止这么点银子,更何况被你韦爵爷一家垄断了之后,以后大明各地的士绅大户,再想囤积居奇,得先问过你韦爵爷可能三年回本有点夸大其词了,但你绝对不用十年回本。”
“李公公啊,能十五年回本,我都高兴的很了,最关键,我一次性要拿出九百万两纹银,我上哪儿拿出来啊还有,官场上的事情谁说的清楚银子我拿出来了,过不了几天,把我海防总督衙门拿走,过河拆桥,我找谁去啊。”
李永贞被韦宝气的发笑了,韦宝还真的是奸商嘴脸,“韦爵爷,你在开玩笑吧你这是和九千岁说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出尔反尔。而且,陛下收了你的银子,下了圣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若是反悔,陛下不等于失去了信用吗你觉得可能吗你真的当是农户做买卖啊,想到一出是一出。”
“李公公,我可没有这么说。咱不说那些事了,回头我整理好开放哪些通商口岸,把名单给你吧。现在最关键我弄不来那么多银子,九百万两银子啊,等于大明一年多的赋税银子了。”韦宝再度大吐苦水。
韦宝知道一旦定下来,皇家是不会反悔的,最关键过两年,魏忠贤和朱由校都得挂,到时候自己定下来的新政还能不能继续,就真的不好说了。
“那是爵爷自己的事情,我就是个办事的老奴,别的也管不了啊。”李永贞道。
韦宝知道和李永贞说再多也没用,闲聊几句,拱了拱手道别。
九百万两纹银虽然很多,但是对于韦宝来说不算什么,天地会的翅膀已经硬了。
韦宝现在要做的是,与英国公张维贤商量一下,听听自己老丈人的意见。
其实韦宝对于张维贤的意见并不看重,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不告诉张维贤一声不好,张维贤肯定会生气。
张维贤这个人,在韦宝看来还是很平庸的,就是一般性的贵族。
张维贤之所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宫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张维贤的能力有多强。
因为英国公府世代都与皇家关系很亲近,世世代代下来,英国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然而,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
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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