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的设立,最初只是作为内阁的一个分支机构存在,且由朝臣轮流兼任,并无定员,虽然其绕过内阁,直接由皇帝决议军国大事,引起了朝臣的警惕,但初时只涉及民变及边关兵事,且确实提高了效率,故没有引起朝臣们的足够重视。
    但随着崇祯三年皇太极寇关之战结束后,朝臣们这才发现,皇帝已将锦衣卫并入军机处,作为军机处情报机构,使得军机处职权大增,不知不觉完成了君权的加强,内阁的作用,已被无限削弱。
    得益于这两年孙承宗稳扎稳打,构建宁锦防线,再加上何邪的先知先觉和火器的大量推广,崇祯三年这场战斗,并没有被皇太极避开宁远、锦州突入关内,辽东诸将拒敌于关外,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大战,使得野猪皮伤亡惨重,最终一无所获,退回沈阳。
    皇太极深以为耻,誓报此仇。
    而明军军纪涣散,战斗力差已是积重难返之事,这一战,明军同样损失惨重,伤亡人数甚至和野猪皮不相上下。
    但这一战最终还是大明取得了胜利,且获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陕西弹压民变正如火如荼,连年饥荒,朝廷缺银缺粮,即使皇帝一再免除陕西、山东等灾区的赋税,并拨粮赈灾,且甘薯也解决了一小部分燃眉之急,但天灾,依然无法避免。
    在这样双线作战的情况下,辽东之战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已是殊为不易,极为难得了。
    其次,经此一战,野猪皮实力大损,短期内是无力再次发动战争了,孙承宗可以继续推动他的战略,稳扎稳打练兵修路,开辟京东屯田。
    而值此全球性的小冰河灾变时期,野猪皮想要生存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往朝鲜打,往蒙古打,去获取生存物资。
    大明朝没时间修生养息,也没那个条件,但趁着这段宝贵的和平时期,可以平定内乱,彻底稳定国内局势。
    最后,经此一战,军机处的地位彻底被凸现出来,君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集中,锦衣卫在此一战表现活跃,把情报网络铺到了关外。而且皇帝趁此战提拔了一些人才,进入了军机处,如史可法、刘肇基等人。
    崇祯三年一月,帝册封皇子朱慈恒为太子,以戒严免升殿,百官听宣敕于午门,行十二拜礼。
    四月,帝不满陕西焦灼战局,增兵陕西,于陕北将贼众合围,一战而彻底平定陕西,张献忠兵败被杀,李自成不知所踪。
    陕西平定后,皇帝修建水运,调南方钱粮,定北方天灾。
    自此后五年,大明进入漫长的“崇祯新政”改革时期。
    帝改革税收制度,重启商税,改东厂为大明税务局,魏忠贤为首任税务总督。
    这一举措效果很明显,东厂番子、锦衣卫和地方官员,形成了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局面,虽然东厂动则抄家的狠辣手段遭到百官如潮弹劾,但仅仅崇祯四年一年的税收,就足足顶的上过去三年的总和。
    于是,无论是内阁还是六部官员都闭嘴了。
    改革的过程自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皇帝也失败过,例如开海禁一事,由于沿海富商和官员的阻挠,不得不被迫放弃;又如东厂收税期间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激起民变,一度使得税收工作停滞,甚至皇帝不得不暂时罢黜魏忠贤,于次年才复启。
    好消息是,大明有钱了,商税征收已成定局,且甘陕山东一带的饥荒由于甘薯的大量普及,得到了有效缓解。
    另,皇帝练新军五万,以史可法为帅,以徐光启为新军教官,驻守京师。
    大明朝就这样磕磕绊绊走过了五年,这五年,各地灾祸依然频发,时不时有饥民暴动,但相比起原历史,已经好了太多太多。
    崇祯六年,帝纳周氏姐妹为妃,同年,丁皇后诞下公主,赐号长平。次年,周氏姐妹诞下一子一女。
    崇祯九年,魏忠贤病逝,皇帝追封其为忠国公,谥号“忠义”。王崇恩继任大明税务总督职位。
    同年,裴纶升任锦衣卫指挥使,南镇抚司改组监察院,监察厂卫法纪,沈炼为第一人检察院都指挥史。
    十月,毛文龙率部下耿忠明叛明降清,帝大怒,召满朝文武廷议攻打金人事宜,百官纷纷反对,帝无奈作罢。
    十一月,叛将毛文龙自朝鲜海路攻入关内,以尚可喜为内应,攻陷登州,虎视莱州;而皇太极又亲自统领八旗军十万,避开宁远、锦州,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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