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皇帝的主导下，最终就这么定下了。
因为忠烈祠的事情，崇祯皇帝就先关注了经济上的事情。此时，一旦有了结果，他就又立刻关注起各省的防灾救灾情况。至少在他的印象中，明末小冰河时期的天灾，是要一直持续到满清康熙年间才慢慢地结束的。
果然，他只是一看，就发现有新到的奏章，有关江南那边大旱蝗灾的消息。
因为崇祯皇帝的重视，地方官府在一发现有大旱的迹象时，就立刻上报了。南京那边，主事的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立刻会商，按照崇祯皇帝定下的策略开始防灾救灾。
第一，集中民力，调遣卫所军队进行抗旱；第二，粮食管制，按口粮进行发放；第三，从其他各地立刻调集粮食之类物资支援苏州府等受灾地区。这个时候，崇祯皇帝第一次看到了，救灾物资中，就有从浙江、福建运过去的大量番薯。
番薯这个东西，在大明这边，最早就是在福建种植，并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当时的福建巡抚为之大喜，立刻全力推广，不过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却没有如愿。
而在这几年来，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亲自出面，大力推广，特别是把这番薯等经济作物的产出，作为地方官员评定政绩的指标之一，这推广的难度就大大地降低了。自然而然的，福建、浙江这些原本就早已开始种植番薯的省份，产量要比别的省份，当然是要多多了。
看到番薯都开始出现在这救援物资的清单中，崇祯皇帝终于笑了，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番薯等物资会比原本历史要更早推广，为百姓所熟知，救更多百姓的性命，帮助他们渡过饥荒。
这一次的灾荒，在原本的历史上记载说，十五年春，太仓州大旱，斗米钱一百一十文，民有食子者。遗惠祠及隆福寺集饥民千余，日死无萁，税粮急，漕米许三分之一，改麦折价，每石一两五钱。冬米每石四两，饿死载道，河中浮尸滚滚。城门巷口抛弃小儿百十为群，或有人引去，或视其僵死者，尽弃之丛冢，或聚而焚之，或掘坑埋之，盖不胜数。幸不死者，剥榆树皮为饼，糠皮为粥，一望村落，树皮剥尽，是数十年没有过的饥荒。
有大旱，就往往有蝗灾的出现，
历史同样记载了，湖州府归安大旱，飞蝗蔽天而下，所集之处，禾苗与芦苇立尽，民削树皮木屑杂糠秕食之，或掘山中白泥为食，名曰观音粉。含山左侧地名良村，强徒数百啸聚作乱，幸亏不日被扑灭，可是，瘟疫继至，但官府不但不蠲免钱粮，反而严刑催科。而苏州府吴县米价贵至每石银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二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傍，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
这样的人间惨剧，在这个位面上，在崇祯皇帝大力地抗灾防灾国策之下，地方官府群策群力，在出现迹象的第一时间就行动了起来。等到灾情爆发的时候，百姓有救济粮度日，并没有引起大范围饿死等恶件，这让经历过以前灾荒的百姓，对官府、对朝廷、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可以说，每一次战胜天灾，就让官府、朝廷和崇祯皇帝在百姓中的威望就更高了一分。那些地方官绅想要和以前一样，去影响百姓，去左右百姓，想要做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那是愈加地困难起来了。
从这次的灾情经过也可以知道，天灾不可怕，只要官府百姓齐心协力，共渡灾荒的话，必定能人定胜天原本的明末，之所以天灾闹到无法收拾的局面，还是官府已经没有能力救灾的结果。
这次苏州地区的灾情救治，让崇祯皇帝很是满意，便下旨表彰相关人等。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也都有升迁。其中封孙传庭东阁大学士，也就是成为内阁辅臣，不过继续在南京担任他的吏部尚书这个本职。而卢九德，也封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样继续履行他的南京镇守太监的本职。
对于还在江南办差的张溥，崇祯皇帝也给他的奏章回复了，表彰了他知错能改，敢于断指明誓的勇气，并在邸报中公开，号召各地官员都要向张溥学习，用于认错，做一个奉公廉洁的名臣，流芳百世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篇文章，用于批评官场上的人情往来风气要不得。并责任都察院就官员之间的往来做出评估，拿出具体的章程，杜绝温床。
这些事情，对于大明百姓的关系不大。但是，对于大明官场却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特别是都察院那边给出了具体的措施，报于崇祯皇帝批准颁布天下，比如官员不得请客吃饭，不得逛青楼，召风尘女子陪酒，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取价值十两以上纹银的任何东西等等。这些事情全都对官员的日常影响甚大，由此一来，青楼酒楼这些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地方，生意那是一落千丈。
这个事情，如果是以前的话，就算能颁布全国，估计也就是一纸空文而已。
但是，如今崇祯皇帝的威望，已经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连战连捷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救灾防灾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洞察人心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甚至是有些神话的推断能力，都极大地震慑了官场。而且他亲自掌兵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铁血和强势，让大明官员都不敢做那等阳奉阴违的事情。
由张溥的事情，引发了对大明官场的整顿，如火如荼地在进行；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对厂卫的整顿，也再次进行。一边严旨东厂提督王承恩和锦衣卫指挥使李若琏对各自部下进行自查，有功的提拔，有过的处罚，允许举报。其中在张溥身边的档头姜冬，随着这次张溥的事件也出了名。崇祯皇帝特旨提拔他为东厂管事，随驾身边，负责东厂内部的监察。
因为忠烈祠的事情，崇祯皇帝就先关注了经济上的事情。此时，一旦有了结果，他就又立刻关注起各省的防灾救灾情况。至少在他的印象中，明末小冰河时期的天灾，是要一直持续到满清康熙年间才慢慢地结束的。
果然，他只是一看，就发现有新到的奏章，有关江南那边大旱蝗灾的消息。
因为崇祯皇帝的重视，地方官府在一发现有大旱的迹象时，就立刻上报了。南京那边，主事的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立刻会商，按照崇祯皇帝定下的策略开始防灾救灾。
第一，集中民力，调遣卫所军队进行抗旱；第二，粮食管制，按口粮进行发放；第三，从其他各地立刻调集粮食之类物资支援苏州府等受灾地区。这个时候，崇祯皇帝第一次看到了，救灾物资中，就有从浙江、福建运过去的大量番薯。
番薯这个东西，在大明这边，最早就是在福建种植，并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当时的福建巡抚为之大喜，立刻全力推广，不过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却没有如愿。
而在这几年来，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亲自出面，大力推广，特别是把这番薯等经济作物的产出，作为地方官员评定政绩的指标之一，这推广的难度就大大地降低了。自然而然的，福建、浙江这些原本就早已开始种植番薯的省份，产量要比别的省份，当然是要多多了。
看到番薯都开始出现在这救援物资的清单中，崇祯皇帝终于笑了，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番薯等物资会比原本历史要更早推广，为百姓所熟知，救更多百姓的性命，帮助他们渡过饥荒。
这一次的灾荒，在原本的历史上记载说，十五年春，太仓州大旱，斗米钱一百一十文，民有食子者。遗惠祠及隆福寺集饥民千余，日死无萁，税粮急，漕米许三分之一，改麦折价，每石一两五钱。冬米每石四两，饿死载道，河中浮尸滚滚。城门巷口抛弃小儿百十为群，或有人引去，或视其僵死者，尽弃之丛冢，或聚而焚之，或掘坑埋之，盖不胜数。幸不死者，剥榆树皮为饼，糠皮为粥，一望村落，树皮剥尽，是数十年没有过的饥荒。
有大旱，就往往有蝗灾的出现，
历史同样记载了，湖州府归安大旱，飞蝗蔽天而下，所集之处，禾苗与芦苇立尽，民削树皮木屑杂糠秕食之，或掘山中白泥为食，名曰观音粉。含山左侧地名良村，强徒数百啸聚作乱，幸亏不日被扑灭，可是，瘟疫继至，但官府不但不蠲免钱粮，反而严刑催科。而苏州府吴县米价贵至每石银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二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傍，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
这样的人间惨剧，在这个位面上，在崇祯皇帝大力地抗灾防灾国策之下，地方官府群策群力，在出现迹象的第一时间就行动了起来。等到灾情爆发的时候，百姓有救济粮度日，并没有引起大范围饿死等恶件，这让经历过以前灾荒的百姓，对官府、对朝廷、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可以说，每一次战胜天灾，就让官府、朝廷和崇祯皇帝在百姓中的威望就更高了一分。那些地方官绅想要和以前一样，去影响百姓，去左右百姓，想要做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那是愈加地困难起来了。
从这次的灾情经过也可以知道，天灾不可怕，只要官府百姓齐心协力，共渡灾荒的话，必定能人定胜天原本的明末，之所以天灾闹到无法收拾的局面，还是官府已经没有能力救灾的结果。
这次苏州地区的灾情救治，让崇祯皇帝很是满意，便下旨表彰相关人等。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也都有升迁。其中封孙传庭东阁大学士，也就是成为内阁辅臣，不过继续在南京担任他的吏部尚书这个本职。而卢九德，也封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样继续履行他的南京镇守太监的本职。
对于还在江南办差的张溥，崇祯皇帝也给他的奏章回复了，表彰了他知错能改，敢于断指明誓的勇气，并在邸报中公开，号召各地官员都要向张溥学习，用于认错，做一个奉公廉洁的名臣，流芳百世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篇文章，用于批评官场上的人情往来风气要不得。并责任都察院就官员之间的往来做出评估，拿出具体的章程，杜绝温床。
这些事情，对于大明百姓的关系不大。但是，对于大明官场却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特别是都察院那边给出了具体的措施，报于崇祯皇帝批准颁布天下，比如官员不得请客吃饭，不得逛青楼，召风尘女子陪酒，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取价值十两以上纹银的任何东西等等。这些事情全都对官员的日常影响甚大，由此一来，青楼酒楼这些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地方，生意那是一落千丈。
这个事情，如果是以前的话，就算能颁布全国，估计也就是一纸空文而已。
但是，如今崇祯皇帝的威望，已经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连战连捷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救灾防灾所带来的威望提升，洞察人心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甚至是有些神话的推断能力，都极大地震慑了官场。而且他亲自掌兵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铁血和强势，让大明官员都不敢做那等阳奉阴违的事情。
由张溥的事情，引发了对大明官场的整顿，如火如荼地在进行；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对厂卫的整顿，也再次进行。一边严旨东厂提督王承恩和锦衣卫指挥使李若琏对各自部下进行自查，有功的提拔，有过的处罚，允许举报。其中在张溥身边的档头姜冬，随着这次张溥的事件也出了名。崇祯皇帝特旨提拔他为东厂管事，随驾身边，负责东厂内部的监察。